國家糧食儲備無恙 補貼低效才是症結
事實上，2003年以後，庫存量連續下降，然而，國家糧食庫存量依然充足。近三年來，國家糧食儲備連續增長，儲備糧數量充裕，結構大體合理，人均占有糧食量保持在較高水平，2004年為722.4斤，2006年增長到757斤以上
國家糧食儲備是否安全？
今年兩會期間，雜交水稻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反映個別地方糧庫是空的，應秘密嚴查，查實國家糧庫有無虛報。
一時間，“有多少糧庫沒有糧食隻有碩鼠”的質疑之聲甚囂塵上。
儲備無恙
“袁隆平提出的問題，可能是個別案例，這種個案是存在的，但根據我的調查，中央儲備糧基本沒有大問題，糧食是‘賬實相符’的，”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丁聲俊向本報記者分析，“過去確實出現過造假的現象。現在，國家糧食行政部門每年都組織檢查，中儲糧也常組織異地互查。總的來看，目前我國儲備糧是充足的，是能充分保證供應的。”
《第一財經日報》4月8日從鄭州國家糧食交易中心獲知的信息顯示，2006年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糧食1.238億噸，同比增加885萬噸，占全社會糧食收購量的61%。“這麽大的糧食儲備，必然在糧食流通和宏觀調控中發揮影響力。”一位業內人士向記者分析。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兩會時指出，我國目前的糧食儲備在1.5億～2億噸之間。
在丁聲俊看來，可觀的國家糧食儲備規模和合理的糧食儲備結構是加強糧食宏觀調控的基礎，然而，國家糧食儲備不是“多多益善”，而是“適度儲備”為上策。“國家糧食儲備既不可缺量，又不可嚴重超量，而需要保持適當的數量。”丁聲俊指出。
按照國際糧食安全警戒線，我國糧食儲備數量應該在8500萬噸～9000萬噸之間，其中，糧食後備儲備應該是2500萬噸，周轉儲備應該在6000萬噸～6500萬噸。“而我國糧食儲備數量的安全警戒線應高於國際糧農組織確定的17%～18%的標準線，以相當於全年糧食總消費量的25%～30%為宜。” 丁聲俊說。
他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糧食年總消費量大體為5億噸，按此標準計算，國家糧食儲備量應保持在1.25億噸～1.5億噸，即2500億斤～3000億斤。同時，國家後備糧食儲備相對穩定，數量為7500萬噸，其餘5000萬噸～7500萬噸為糧食周轉儲備。
“這一數量能夠滿足國家在各種條件下的糧食需求，充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丁聲俊說。
市場供給充足
數據顯示，2004年以來，我國糧食總產量連續增長，2005年達到4.84億噸；2006年再增長到4.92億噸；2007年我國糧食生產連續第4年豐收，總產量達到5億噸。
丁聲俊說：“目前，糧食總產量和總供給量完全可以滿足總需求量，市場供應充足。”而我國糧食自給率始終保持高水平，多年來，我國主要進口大豆，出口相當數量的穀物，糧食自給率在95%以上。
正是由於“國家糧食儲備充裕，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我國糧食儲備嚴重超量”，從1998年到2003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連續下降，每年動用300億斤～400億斤國家儲備糧。
事實上，2003年以後，庫存量連續下降，然而，國家糧食庫存量依然充足。近三年來，國家糧食儲備連續增長，儲備糧數量充裕，結構大體合理，人均占有糧食量保持在較高水平，2004年為722.4斤，2006年增長到757斤以上。
《第一財經日報》獲知，從1996～2002年的7年間，我國國家糧食儲備和周轉庫存占當年糧食消費總量的比例過高，分別為42.1%、51.1%、 56.9%、62%、56.5%、54.1%、55.5%。直到2003年以後，這一比例才降低到合適的比例，即30%左右。
多年來，我國儲備糧奉行的是“無戰不動”、“無荒不用”、“定期輪換”的“超靜態”儲備方針，這導致“新糧變老糧、老糧變陳糧、陳糧再變陳化糧”的弊端產生，丁聲俊指出。
為此，糧食儲備要靜態儲備與動態儲備相結合。靜態儲備即將“三分之二的以實物形式儲備的儲備糧，始終保持其數量、形態和存放地的穩定性，隻能按照相關糧食條例進行輪換，但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向同一儲備庫補充上同樣品種、同樣數量的糧食”。
而按照我國糧食儲備在1.5億～2億噸之間計算，2/3的靜態儲備糧數量，大約為1億噸左右。
動態儲備，即將“三分之一的儲備糧食，根據相關環境條件的變化對其規模、庫存形態、地理布局及品種結構相應進行合理調整和輪換”。這個動態糧食儲備，大約在0.5億噸左右。
記者獲得的數據顯示，中央儲備糧係統擁有1380多座國家糧食儲備庫，總倉容高達2.95億噸。
目前，國家儲備糧以小麥、稻米、玉米為主，其中，小麥占50%以上，稻穀占30%上下，玉米占17%左右，其他豆類占3%左右。
其中，主產區、主銷區和基本平衡區儲備糧比例保持在4.5：3.0：2.5的比例，即“糧食主產區的儲備糧應占1125億～1350億斤，糧食主銷區應占750億～900億斤，糧食基本平衡區應占625億～750億斤”，丁聲俊分析。
低效補貼是“症結”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糧食補貼政策是“由糧食購銷企業按規定的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的餘糧，再由糧食風險基金對購銷企業給予超儲費用、利息補貼”。
北京農學院經濟貿易係主任何忠偉調研發現“這種把補貼補在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做法，人為地加長了補貼傳導鏈條，落到農民手中所剩無幾”，4月16日，何忠偉向《第一財經日報》介紹。
他說，實行保護價這種間接性補貼政策效率很低，據財政部測算，我國價格補貼的效率僅為14%，而發達國家為25%，即國家補貼10元，農民隻能得到1.4元。
在他看來，“國有糧食流通企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麵，國有糧食流通企業要追求自身利潤的最大化；另一方麵，國有糧食流通企業又擔負著部分政府職能，扮演著糧食管理者和調控者的角色。
在糧食補貼政策執行中，國有糧食流通企業壟斷收購渠道，排擠其他糧食經營者。“行政幹預使糧食的收購價格維持在一個比市場價稍高的水平，但並沒有增加消費者剩餘，”何忠偉分析，“消費者仍然要用比較高的價格購買糧食。”
他對記者具體分析了國有糧食流通企業補貼成本中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收購資金占用、糧庫費用、貸款利息和損耗、陳化費用等。”據統計，1993年中央財政對糧食企業補貼為230.3億元，中央儲備補貼為67.44億元，地方儲備補貼為19.74億元。
而到2003年，中央財政對糧食企業補貼增加345.72億元，年均增長率13.64%，中央儲備補貼增加152.44億元，地方儲備補貼增加113.53億元，超儲糧補貼82.27億元。此外，倉庫費用、倉儲損耗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間接成本包括尋租成本和監督成本。”何忠偉分析，這與糧食企業的政府功能和企業功能不分，企業出於利益驅動，產生各種“尋租”行為，欺報、瞞報收儲量以騙取或套取補貼，挪用、截留收購資金，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爭取將“合理庫存”定得很低，以獲取較多的糧食以得到國家補貼。
為防範上述狀況的產生，國家為此規定“庫貸掛鉤、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
事實上，政府對糧食市場的幹預使得我國糧食一直停留在較低價位上，“政府的糧食補貼政策過分傾斜糧食消費者、流通領域。”但何忠偉同時擔憂，將對糧食流通領域的補貼轉化為對農民的直接收入補貼，這是存量式改革，阻力很大。
“因此，在一定期限內，除了正常的農業投入外，還要增撥一筆糧食專項資金，專門用於填補糧食虧損掛賬和解決國有糧食企業冗員問題；或者拍賣一部分不重要的糧庫，既可彌補改革專項資金的不足，又可壯大民營糧食企業的經營實力。”何忠偉說。
“這確實是過渡性政策。”我國糧食批發市場與期貨市場創始人之一、國家糧食局顧問、鄭州國家糧食交易中心名譽董事長李經謀4月7日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總體說，最低收購保護價政策是成功的，它保護了農民利益，但這種方式還是與市場經濟有相違背的地方。
他為此建議“目標價格”，即：國家在一定時期內，根據糧食總量平衡、糧食價格水平以及糧農收益率等因素製定一種對糧農進行直接補貼的政策性價格，如市場平均價格達不到目標價格水平，國家對糧農進行差價補貼，反之則自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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