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三鹿兩大牛奶品牌獲批漲價後，國家發改委昨日又批準了金龍魚食用油的提價申請。有報道稱，該品牌5L裝調和油在廣州將漲價20元，玉米油約漲10元，花生油漲幅還無法預估，這次漲價將在10天後見效。而就在昨天，商務部公布的數據卻顯示，受原料價下跌影響，上周食用油零售價格比前一周下跌0.1%，為春節後首次回落。同樣在昨天，海嘉裏方麵表示，由於最近原料油行情波動大，提價事宜還沒最後確定。
觀點（1）
盛大林：發改委緣何被諷為“漲價委”
雖然金龍魚漲不漲價還未確定，但是國家發改委未對金龍魚食用油提價申請提出異議已是事實。昨天這一新聞被各大網站放在了顯著位置，並引來了廣泛的關注和熱烈討論。很多網友在網頁的後麵留言，而網友們的矛頭所向並不是申請漲價的企業，而是批準漲價的國家發改委。有網友戲稱“發改委已經成了‘漲價委’”……
企業漲價，為什麽發改委挨罵？
應該說網友們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自從年初國家發改委啟動物價臨時幹預措施之後，很多公眾就把抑製漲價的希望寄托到發改委的身上，他們希望行政幹預能夠摁住物價。然而，希望很快就變成了失望——國家發改委接二連三地批準了幾家特大食品企業的漲價申請。
看到網友們的諷刺，國家發改委及其工作人員一定感到萬分的委屈。原料價格漲了、運輸價格漲了、包裝價格張了、人力價格漲了……總之，成本漲了很多，價格出現倒掛。人家企業的提價申請理由充分、符合實際，我們發改委有什麽理由不批準呢？
也許有人要說，目前物價上漲過快，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既然啟動了價格幹預措施，那就應該硬起手腕。且不說產品定價是市場主體的自主權，即使強行壓住某種產品的價格，會出現什麽結果呢？企業的選擇隻能是減少產量，甚至停止生產，其結果必然是產品的短缺並導致價格的進一步上漲。
以前是企業自主漲價，現在是政府批準漲價。因此，發改委成為眾矢之的，也是順理成章的。在一定程度上，國家發改委是“引火燒身”。其實，早在臨時價格幹預措施出台之初，就有人指出發改委的這種做法是對微觀經濟的幹預，不符合市場規律，也難以取得實際的效果。
誠然，發改委啟動臨時價格幹預措施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來進行宏觀上的調控，而不能隨便運用行政手段對微觀經濟進行幹預。就平抑物價來說，政府應該做的是：依法打擊非法價格行為，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嚴格控製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範圍內的商品價格，比如水、電、氣、暖價格，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批準漲價；同時，運用政策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係，從而抑製價格過快上漲，比如在豬肉因供不應求大幅漲價的情況下，大力扶持飼養業、擴大生豬供應等。
日前發布《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中，穩定物價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耐人尋味的是，這份對物價工作提出了很多具體要求的《要點》，偏偏對兩個多月前才啟動的價格臨時幹預措施隻字未提，這是否意味著對這一措施也已經“不待見”了呢？
觀點（2）
畢舸：限價令為何限住企業限不住市場
年初，針對物價上漲迅猛、民眾生活壓力驟然加大的現象，不少地方相繼出台了限價令，要求對漲幅過快的行業或企業進行監管。應當說，限價令的出台本意是好的，即有關職能部門希望通過對市場失靈時的適當介入，打擊囤積居奇、人為壟斷等現象，防止物價猛虎傷害民生肌體。
但是，限價令麵臨的最大尷尬，在於如何去清晰界定成本主導下的市場自發漲價以及集體預謀下的暴利謀取行為？這兩者的邊界有時是如此模糊，以至於最精明的經濟學家也不斷提醒要謹慎而為。應當說，去年出現的物價波動，更多在於基礎資源價格的大幅度攀升，引發了下遊關聯產業的“蝴蝶效應”。與此同時，一些企業的緊缺商品囤積現象，也來自於經濟人理性的本能反應，囤積這些商品一來可以防止未來斷供，保證貨源相對充足，二來可以在可預期的更高價位售出，這也符合 “市場價高者得”的經濟規律。
更應看到的是，一個加入了世界貿易體係的國家，其工業產品和農產品的價格變動，是和整個世界緊密相連的。以此次食用油提請漲價為例，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上進口大豆 （食用油主要榨油原料）最多的國家之一，卻沒有國際市場的定價權，供需關係中還是供方占了上風，當國際大豆的價格發生變化，國內食用油價也就不可逆轉地呈現上漲趨勢。
對內是農產品供應鏈條近年來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目前國內大豆種植麵積下降，也直接導致了產量降低下的市場供應緊張。對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下的互動效應明顯，中國嚐試以比較優勢理論來達到利潤產出率的提升—— 以國內更具優勢的玉米出口換取外匯，再獲得相對便宜一些的大豆，從而達到貿易剪刀差，這雖然保證了中國經濟的整體利益，卻難以避免對某個行業的直接與簡潔影響，並隨後擴散到民生層麵。
因此，限價令不能一味抑製企業乃至行業的漲價訴求，尤其是經過市場充分競爭洗禮的行業，畢竟市場因供需關係、原料價格等因素影響，必然會反饋到銷售價格這個終端環節。
反思 “限得住企業限不住市場”的限價令，需要調整管理思路，采取更符合市場規律的疏導結合舉措，比如通過不斷提高員工最低工資，給予低保戶等弱勢群體以更多生活補貼，來強化其抗風險能力。同時在緊急狀況下動用政府儲備物質投放市場，保證市場供應與政府公共服務兩個層麵的協調，這也許是比單純的限價令更有效的政府調控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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