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被很多人戲稱為食品安全的“巔峰”之年。三聚氰胺的遺毒還沒有徹底肅清，皮革奶等匪夷所思的事件又把國人狠狠地惡心了一把。兩會期間，代表和委員紛紛為食品安全“把脈”，希望通過對典型事件的梳理、歸類、追根溯源，為解決這一複雜問題開出“處方”。
症狀一：政出多門重複建設
處方：頂層設計整合資源
江蘇省鹽城市疾病預防控製中心副主任沈進進代表說，在基層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部門之間協調太費事。特別是大部製改革以後，衛生和藥監在國家層麵的職能轉化銜接起來了，但下麵並沒有要求統一，有些地方藥監部門獨立於衛生係統之外，協調起來有很多實際困難，形不成合力，很多事情都靠媒體和社會監督推著辦。
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常務副所長嚴衛星委員表示，政出多門、重複建設是當前食品安全多頭監管模式的主要弊病。“比如一塊蛋糕，在餐廳裏現製現售被稱為餐飲，歸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監管；而在超市裏現製現售就被劃歸工商部門管轄。管一塊蛋糕，兩個部門的政策要想通用還很難。”全國“12320”管理中心副主任李蓉委員說：“食品安全監管相關部委局均設有自己的檢驗檢測機構，各檢測機構各自為政，使得企業負擔增加，也不利於食品行業發展。”
湖北省衛生廳廳長焦紅委員建議，當務之急是加強頂層設計，理順食品安全監管體製，牽頭監管的部門一定要統一。李蓉委員建議，整合各部門檢驗資源，建立公共檢驗服務平台；統籌規劃品種、環節、區域檢驗檢測策略與方案，提高檢驗效能、檢驗資源的利用率和檢驗結果的共享率，減輕行業負擔。沈進進代表最希望建立的是誠信體係並全國聯網，配合召回製度等嚴厲措施，提高違法成本，震懾違法分子。
症狀二：監管投入大收效低
處方：風險評估關口前移
嚴衛星委員指出，目前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還是以市場監督抽查為主要模式，結果是覆蓋廣，投入大，浪費多，收效甚微。理想的監管模式是要關口前移，重點管理生產過程以及原料，市場監督抽植、查充其量是補充手段。
“當前這種‘大撒網’式的抽查監管模式和資金投入，應該‘移植’到食品安全的風險監測評估工作中。”嚴衛星坦言，雖然去年我國已經建立了食品安全風險評估製度，但重視程度和投入資金遠遠不夠。“如果能從種植、養殖環節等食品生產源頭開始收集資料，直至食品運輸、銷售的終端環節進行評估監測，找出高風險產品類型、地區、環節等，那麽各個監管部門就能夠根據各自的工作職責有針對性地進行控製，不僅節約成本，而且提高效率。”
症狀三：食品安全陷入信任危機
處方：厘清責任強化教育
今年1月1日，《小康》雜誌和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聯合發布的《2010~2011消費者食品安全信心報告》顯示，近七成受調查者對中國食品“沒有安全感”。
嚴衛星認為，將多種以食品為載體而進行的違法活動所造成的健康損害都歸咎於食品安全問題，是造成公眾食品安全恐慌的主要原因。食品安全的概念是食品中的有毒有害物質對健康的損害，而以三氯氰胺為代表的非食用物質添加問題，其實是觸犯刑法的問題，應從食品安全的大框架中剝離出來，這可能就會讓公眾對食品安全有一個新的認識。
李蓉認為，當前公眾的食品安全防範意識、法製觀念並未有大的加強。“教育是食品安全防禦措施的基本環節。社會應形成一種氛圍，使食品的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兼具食品安全的支持者、維護者和創造者三重身份，從而降低監管成本，提高監管效力。”
症狀四：人少事多矛盾日益突出
處方：修訂疾控機構編製標準
沈進進說，非典之後，各級疾控中心的房子、設備都有了很大改善，然而疾控中心的編製依然是上世紀80年代防疫站時候的標準，人少事多矛盾突出。例如，鹽城市有820萬人口，疾控中心核編僅98個，很多具體工作落實到人頭上，隻有半個負責人，開什麽會都得這個人去，還要指導監督下級、承擔網絡直報等任務，這種情況能保證監管質量和法律法規執行嗎？他建議盡快編製頒布“疾病預防控製中心人員編製標準”，為保障食品安全做點實事。
（來源：健康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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