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清朝末年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直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這段時期，西方的文化、醫學不斷滲透和傳入中國，中國與外國的經濟貿易往來明顯增加，外國的一些動物（如奶牛、馬、火雞等）也開始引進到中國，也把一些動物疫病傳到我國，據說牛瘟病就是在清朝乾隆年間傳進中國的。在中國近代史期間，由於人口密度的增加，畜禽養殖也迅速發展，動物飼養量增大，畜禽的各種疫病尤其是傳染病和寄生蟲病經常發生大流行。
因為明清兩朝都禁止民間養馬，農民為了換取一些日用零花錢，民間養豬、雞、鴨、鵝等已成為千家萬戶的副業生產；尤其是養豬業已成為農民供給社會肉食品和積肥上田的主要家庭副業。這一時期，除馬病外，牛病、豬病、禽病的防治有了較大發展。這一時期對牛、馬、豬、羊、犬等的治療，從針灸烙的外治到獸用藥物方劑均已形成。
這一時期，由於清王朝的覆滅和連年軍閥混戰，加之自然災害（旱、澇、蟲等災），災區一些人畜共患的疫病、畜禽重大疫病經常發生流行，其中有的是國外傳進來的，有的是曆史上就有的，在這一時期其給人畜的健康帶來的危害也日趨嚴重。
如1918年牛肺疫由蘇聯傳入黑龍江的哈爾濱及滿洲裏的鐵路沿線各地，然後迅速地傳到全國各地。
口蹄疫於1893年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最早出現，至1902年即在甘肅省酒泉一帶發生大流行。
牛瘟從1876年開始由國外傳入國內，在當時的甘肅、浙江、貴州、黑龍江、陝西等地區傳播開來，早在1911年、1917年即開始出現跨地區流行。
2.這一時期裏，馬腺疫、馬鼻疽、馬流行性淋巴管炎、綿羊痘、羊傳染性膿皰瘡、羊傳染性胸膜肺炎牛氣腫疽、牛肺疫、牛瘟、牛羊的肝片吸蟲病、炭疽病、破傷風、肉毒梭菌中毒、豬丹毒、豬旋毛蟲病、豬肺疫等動物重大疫病均已不同程度地發生和在一些地區流行，給動物養殖業造成重大損失，給人們的健康造成嚴重的威脅。
如1910年內蒙古和林縣死於炭疽的牲畜達6300多頭；1912年湖北省建始縣發生豬丹毒流行死豬14000多頭；牛瘟病的每次流行大都造成數萬頭至數十萬頭牛的發病死亡。
3.這一時期由於軍閥割據，無論陸路還是水路的海關邊境均是由軍閥控製的。海關檢疫有名無實，國內各地動物疫病的防疫和檢疫，除軍閥軍隊內部的馬獸醫之外，社會上仍處在民間中獸醫落後的防治水平上。因此，動物重大疫病時有發生但沒有疫苗去預防，很少有組織有措施地去防範這些疫病；而且中獸醫治療對相當多的動物疫病（尤其是由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往往也難以奏效，因為當時對大部分動物疫病沒有檢測方法，隻能憑“望聞問切”等傳統辦法去診斷，特別是對病因、病原常無法搞清楚，在防疫能力上顯得非常薄弱。
1.這一時期是中國繼封建社會以來曆史上最動亂，也是畜禽養殖業發展較快的時期。這一時期可以從五四運動開始直至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其間中國人民經曆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可以說中國人民是在兵荒馬亂中度過的。但在這一時期，由於外國侵略勢力的頻頻入侵，也給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畜禽養殖業帶來了極大的變化，打破了長期封建社會造成的封閉式格局。也刺激了中國畜牧業的空前發展，多種因素（如軍事的、經濟的、文化醫學的、科學技術的等）造成畜禽重大疫病種類的增加，發病危害程度的增加，新動物疫病的傳入和新病的產生，像戰爭一樣對畜禽養殖業進行著輪番轟炸，常致一個地區的畜禽養殖幾度起落，伴隨著舊中國人民的生活與災難同行。
進入上個世紀40年代，由於從國外大量引進奶牛，將很多結核病牛混入其中，使我國畜間結核病流行更加廣泛。又如牛的黑斑病甘薯中毒，由於抗日戰爭時期侵華日軍將“衝繩100號”甘薯在河南種植後，引起當地耕牛發病，並很快將本病傳播開來，致死率很高。馬傳染性貧血也是在30年代由侵華日軍的馬匹中流行過該病，1940年黑龍江的日軍馬匹中也有該病的發生。又如牛馬的伊氏錐蟲病是1925年由緬甸傳入我國雲南邊境縣內；而後在靠近緬甸、老撾、越南的一些邊境縣內的馬牛中傳播開來。羊的梅迪-維斯納病的疫源則來自澳大利亞、英國、新西南等國進口的邊區萊斯特羊。
3.這一時期國內原已發生過的動物重大疫病隨著養殖量的發展，以及戰爭造成的動亂環境而時有發生和形成跨地區大流行；有些動物疫病盡管其最初來源找不到可靠的史料記載，但在這一時期其發生和流行造成的危害同樣是十分嚴重的。如：口蹄疫病在1935年至1948年先後在青海、甘肅、雲南、內蒙古、新疆等省多次反複發生跨地區大流行；1942年起畜間馬的流行性乙型腦炎開始發生；狂犬病建國前在陝西、浙江、湖北、吉林、黑龍江等省均有發生；30年代僅黑龍江省在3年內就有1萬匹馬死於炭疽病，江西省法德縣的白彪鄉有5000多隻羊死於炭疽病；牛的巴氏杆菌病（牛出敗）於1930年西藏地區有發生的報道，而到1941年在四川、新疆、雲南、福建等省均有發生的報道；湖北省1931年發生7800頭豬死於豬肺疫；浙江省湯溪縣1947年12000隻雞死於禽霍亂；1932年浙江省首次報道鴨瘟發生；1928年浙江省報道有10多個縣發生雞新城疫，1948年南京首次分離到雞新城疫病原；1936年內蒙古從流行的牛胎兒中首次分離出布氏杆菌；1934年、1938年、1944年先後在西藏、新疆等地多次發生牛、羊的肉毒梭菌中毒流行；豬瘟病1934年在江蘇發生大流行，當時的農報刊載稱死亡率超過飼養量的十分之八，1935年在全國22個省中除寧夏外均有豬瘟發生；1949年河南省有54個縣發生子豬副傷寒；1934年哈爾濱市豬旋毛蟲的感染率為0.23%，1942年牡丹江、佳木斯等地豬旋毛蟲的感染率為0.6%；從1926年至1940年在黑龍江、內蒙古、湖北、江西、福建、廣東、河北等省幾乎每1年~2年即發生一次牛瘟的大流行；疫情連綿不絕，至新中國成立之前，幾乎全國所有省、自治區都每隔3年~5年發一次牛瘟大流行，死亡了大批牛隻；僅1938年~1941年前後，川康、青藏、甘肅一帶因流行牛瘟死亡牛百萬頭以上；牛流行熱從1934年至1947年每隔3年~5年則發生一次大流行，江蘇省、浙江省較先發生，至建國後全國有一半以上省區都有該病的發生；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牛肺疫就在黑龍江、內蒙古、甘肅等地發生幾次流行，1949年在黑龍江、新疆、四川、河北、內蒙古等五省10縣發生流行；從1921年至1947年牛氣腫疽病在湖北、甘肅、福建、江蘇、雲南、河南、廣東等省幾乎每1年~2年即發生一次流行，至建國前夕，累計有數十萬頭牛發病，致死率高達70%以上；羊傳染性胸膜肺炎在30年代多次在新疆和內蒙古等地發生，進入40年代，內蒙古幾乎每年都有該病發生；羊的梭菌病、牛羊的肝片吸蟲病、豬的絛蟲病都在這一時期出現跨地區發生和流行；馬鼻疽、馬腺疫、馬流行淋巴管炎等病在這一時期已開始在國內各地時有發生和出現跨地區流行。
（1）由於這一時期是中國人民承受外來侵略和國內反動派壓迫和和剝削最嚴重的時期，長期的戰爭與動亂嚴重地阻礙獸醫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對動物重大疫病預防和控製的進程，絕大多數動物重大疫病在這一時期內不僅沒有得到控製，而是得到空前的傳播和發生大流行，使國內的畜禽養殖業受到極大的危害和遭受極嚴重的損失。如1933年民國政府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報道：“全國死於牛瘟的牛200萬頭，死於豬瘟的豬約920萬頭。”1935年~1939年貴州省北部21個縣4年中死於牛瘟的牛17萬頭，1938年~1941年青海、甘肅、四川等省牛瘟流行，死牛100萬頭；1949年山西省29個縣暴發氣腫疽，僅3個縣統計，死牛1500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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